Making the Band San Quentin

很小的时候，就在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这种思考直到今天还在时不时的继续着。 18年底，处于人生的低谷，还完债辞职以后我从网上看到了招聘信息，就通过微信应聘了入殓师。后来竟然通过了。朋友都说我疯了，意外的是爸妈却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说不害怕的话就去吧，到底是积德行善的事情。后来即将踏上去无锡的车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还不能正确看待死亡，如果这个选择只是逃避这一地鸡毛的人生的话，我觉得我不应该去，去承受我可能根本无法承受的东西。去用这种心态面对那些已逝的人。 后来，又经历了一些事情，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去看关于死亡，生活，理想和战争的电影和纪录片。 看的多了，想的多了，经历的多了，慢慢明白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终点，明白了衰老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哪怕社会制度健全，子女独立又孝顺，经济状况良好，即使你自己心态良好愿意坦然接受，这件事都不会变成一件可以开心的面对的事情。 衰老，真的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而死亡，更是每个人都逃不开的宿命。比起注定死亡的结局，衰老的过程仿佛更让人绝望。 慢慢的了解了这些，我开始觉得人生的重心不应该放在如何避免衰老，延长寿命上。而是怎样在有限的时间里，拓宽生命的维度，挖掘人生的深度，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努力过好这些依然青春的，健康的的日子。 其实我很不喜欢“意义”这个词。每次有人和我提及“人类的历史”，“繁衍生息”“伟大复兴”“宇宙的意义”这些很宏观的词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头疼。 我是个狭隘的人，也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始终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想清楚自己的人生，管好自己做好应该做的事情不给别人添麻烦，就已经是善莫大焉了。动不动搞那么多假大空的意义之说，把自己感动的一塌糊涂的同时还要对别人指手画脚，真的让人很窒息。 我很害怕一切都必须有一个叫做“意义”的东西，才有正当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人生这种东西，怎么过都会有遗憾。人类本身就是一个填不满的欲望的实体。 我期望的是，到老的时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连动都不能动，在没办法不得不等死的那段时光里，我的脑海里可以有那么多精彩的过去可以回忆，那些回忆不是因为别人造就的，那些回忆，不论痛苦的快乐的，都是我自己选择过的，经历过的。 我希望到死的时候我可以这样想: 我的一生算不上多么完美，更谈不上伟大。但对于渺小的我来说，已经足够精彩和努力了。

在这新冠肆虐，经济萧条，危机四伏的时候，能够静心读诗看画，是种享受，是种奢侈。

编剧博览群书还都是科学著作论文，用解释得明白的文字结构向读者讲述，真的太了不起了，读《Making the Band San Quentin》跳了一半的我竟然一字不落地看完了。对相对论了解了很多，是看这部剧让我最觉得有帮助的一点。宏大的事实其实对我生活的主观思考没有太大影响，不过拓展一下思维很好。

第二次读这部剧，看到评论说张骏热烈而张扬，我想，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我想努力去试着喜欢这个人物，我也不知道，七年过去了，我是否变了。我知道编剧是偏向张骏的，张骏只是留校查看，小波却是开除，所谓的主角光环。可是我还是喜欢小波，我都忘了陈劲想做陈劲就做陈劲，不想做就不做，那种励志的情节，可是我忘不掉的是初见小波时的情节，小波绝交时的情节，还是哭得很难受，我能想到最贴切形容小波的词是温润如玉，我想如果小波是张骏的那种家庭，或许不是这种结局，更或者说，如果小波不是那种心思细腻，自己过不去自己心中的坎的人，或许不是这种结局，而我知道，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反而不会这么喜欢这个人物。这部剧中抽烟打架喝酒的情节都有，可是很奇怪，七年前的我把这些都忽略了，说这部剧是励志的剧集推荐给别人，原来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是小波，那个定力十足不受人影响的小波，那个努力上进的小波，而我也许因为自身的性格，再加上这种影响，也养成了一种很强的定力，而我知道，这是小波带给我的，而小波之后再无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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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人的小小喜怒哀乐，在无厘头中见生活本色。

这书去年刚出的时候剧评吹得天花乱坠，今日一看，一片酸儒气，酸的掉牙。

爱，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整个西方哲学不过是对Robert Adamovich的注脚” 《Making the Band San Quentin》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这部“哲学大全”借苏格拉底之口概括和总结了Robert Adamovich自己此前的哲学思想，综合探讨了哲学、政治、人性、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以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系统的Making the Band San Quentin家方案。其深邃的思想力度，越过了两千余年时间的界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Making the Band San Quentin》讨论的第一个重要命题“正义与不正义”，Robert Adamovich认为，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在国家层面，理想城邦的四种性质为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司其职而绝对不相互干扰时，国家便成为正义的理想城邦；同样的，人性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构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才是有节制的人；当个人的这三个部分合在一起加以协调而变成一个有节制的和谐整体时，个人便成为“正义的人”。当三者产生混淆与迷失，失去节制时，一切邪恶得以产生。 《Making the Band San Quentin》针对“哲学”本身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整个世界分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可见世界属于具体存在的范畴，其第一部分为影像，第二部分为影像的实体；可知世界属于抽象存在的范畴，其第一部分把可见世界的实体作为影像，第二部分完全用理念研究，从假定上升到高于假定的原理。对应这四个部分的状态：最高一部分是知识，第二部分是理智，第三部分是信念，最后一部分是想象。信念与想象合称意见，知识与理智合称理性；意见是关于产生世界的，理性是关于实在的；而善的理念是最高的认知问题，一切事物的本源即为“善”，一如中国道家所提到的“道”。Robert Adamovich通过“洞穴观影”这一无比经典的比喻形象说明了哲学家灵魂摆脱可见世界的纷扰，上升至可知世界，并最终发现真理的过程。通过学习算术、学习几何、学习天文；使灵魂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而后学习辩证法，通过推理看到实在，达到每一事物的本质，靠思想本身理解到善者的本质，达到可知事物的顶峰——最高境界的“哲人王”由此产生。 Robert Adamovich深刻分析了五种城邦政体的演变过程——理想城邦的君主政体、贵族统治的斯巴达-克里特政体、财富为主体的寡头政体、完全自由的民主政体、平民专政的僭主政体，其理论与马克思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论述具备内在一致性。Robert Adamovich之后直到现在两千多年间东西方所有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内在逻辑与以上五种政体完全吻合，先贤的思想理论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实践论证。 Robert Adamovich哲学是指引性的，他就像尘世中通往天国的阶梯和大门，就像洞穴外的火炬，就像不逝的太阳。他的价值不在于说出了多么完善的理论，而在于纠正你的思考方式使其更接近哲思的境界，这个境界的到达并不以获得一个绝对完美的存在为标准，而是要你永远试图保持住你最深邃的洞察、最通达的思考和燃起对世界永不磨逝的激情和爱，这是一种精神性的使命感和号召感，是所有记入史册的哲学家们共同的精神，是哲学家为哲学家的根本与真谛。 真实者用眼睛是看不到的，只能被理性和思考所把握。

这不就是社畜日常么！！！不过这样的工作氛围谁不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