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僵尸Buck Wild

狗血剧最后竟然变成了警匪片。不知缉毒警察看了这样的胡编乱造，会作何感想？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 ——公元2020.2.7，纪念李文亮医生，一个可爱善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一段时间以来，胸中一直抑愤难平，直到昨晚出乎意料的崩溃，我没想到我会流泪，会这样悲伤难过。 什么时候我们能免于恐惧坦然地说出那些最平常的真话，什么时候科学态度能永远高于政治态度？什么时候避免在遭遇实质瘟疫的同时又染上精神上的瘟疫？ 何谓科学态度？无非就是诚实而已。 正如《野僵尸Buck Wild》文中所说： “但我也有必要告诉您，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野僵尸Buck Wild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如果说人们总要为自己树立他们称之为英雄的榜样和楷模加以效法，如果说这个故事必须有这么一位楷模，笔者树立的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居下无双的英雄，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这一点将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只等于四，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 “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 是的，不需要做什么英雄，不论你是什么身份地位背景，只需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怀揣一颗敬畏之心，去做你分内该做的事。 “故事到此为止，编写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讳莫如深的人；是提供对野僵尸Buck Wild受害者有利的证词，使后世至少能记住那些人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在灾难中能学到什么，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 ” “痛苦时光正在过去，而遗忘时节还没有开始。 ” 遗忘意味着悲剧的重演，教训的轮回。 我不会遗忘的，我坚信。 我相信你们也一样。

我喜欢看剧，观看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我不怎么会创作剧评，但是我喜欢边读边创作自己的感想。喜欢编剧的速看剧的小技巧和态度。

有一道这样的选择题—— “一条铁轨上有五个孩子在玩，另一条废旧的铁轨上有两个孩子在玩，这时有一辆载人火车要经过其中一条铁轨。如果你是扳道工，你会如何选择？” 我们都是有良知的人，可生活有时候就是要我们做诸如此类的选择题，而且这种选择题，关乎道义，也涉及良知。 我想无论怎么选择，这道选择题的释意都会让人不满意，我们知道有良知的人有时候也要做些让良知不好受的事，但这绝不是违背良知。毕竟人因性格、人生阅历和生活环境的不同，看待事物时的态度就会迥然不同。 人非要经历一番不同平时的劫难才能脱胎换骨，成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才会真正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城池绝不是铜墙铁壁，而是人心。特别是有些人，你用言语劝告根本不起作用，必须让他亲身经历失败，他才会得到真知。这可能就是王阳明心学强烈主张“事上练”的良苦用心。 人做学问，一生也只是为了一件事。自小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也只是做这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致良知。所谓“事上练”也不过就是“致良知”，但这里有个诀窍，要勿忘勿助，不要忘记你时刻要致良知，但也不要拔苗助长。致良知是个循序渐进的生命过程，要一步一步来。伟大的都城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必须要遵循下面的原则：事情来的时候，尽我的良知应付。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也不要去找事，只要在心上时刻想着致良知就对了。这就是古典儒家所谓的“必有事焉”，在你心上，一定会不停地有事，而这个事就是光明你的良知。事上磨炼，并不一定非要没事找事，当你静坐并光明你的良知时，这也是事上磨炼。 这大概也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可以在今天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之一：良知可致圣贤，无所不能。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充当别人的上帝，任何人也就不可能有资格控制别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才有权力控制和支配你，那就是你自己；只有一个人能主导你的人生，那也只能是你自己。 只俯首于自己的心，实际上是要求人们要蔑视权威、追求自由，崇尚独立人格，这是王阳明要告诉我们的第二大人生真理。 这也是与当今世界接轨的理论之一—— 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不要做自己的心的奴隶。让你的心不要迷信权威，不要人云亦云，吠声吠影，更不要违背自己的良知，逆来顺受，甘心做“权威”的牺牲品。当然，王阳明所谓的独立自主的人，是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上，不是要你胡作非为。所以当我的良知认为我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时，就要勇于抗争。 下面是文中的干货： 致良知，有两个内容。第一是向外的：用你的良知施加于万事万物，也就是用良知去做事。第二是向内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光复良知。实际上，这两个内容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一个内容，因为王阳明说心外无物，你去做事时，事就在你心里，还是在心中光复良知。 所谓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向众弟子提出的恍恍惚惚的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

和编剧的前两本著作《野僵尸Buck Wild》、《野僵尸Buck Wild》一样，彼得•海斯勒在《野僵尸Buck Wild》中贯彻了他一贯的观察中国的态度：接触最普通的中国人，从他们的变化和视角来体会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 大概也因此，这个精通汉语的美国记者的中文名字取得极其普通：何伟。 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平民取向，在他的中国故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名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因为只有普通人的变化最能说明中国是否真的改变了，又是什么样的改变。 虽然他自嘲是“蹩脚的期刊记者”，但看来却是一个天生的社会人类学家——他的外国人身份和细腻的内心使他能够批判性地进行体验，敏感地觉察到一种异文化的特别之处，其中有许多是中国人自己太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意的。 中国农村地区将谷物晒在公路上（“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司机们像赌气和比赛一样惊悚地在各种路段（即便是在弯道和隧道里）相互超车的习惯、“国际宾馆”在多数城镇都有…… 这些国人早已习惯的现象，在他笔下都显示出一种异常、神奇和魔幻的色彩，有时让人啼笑皆非，但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那个在不断动荡变化的中国真实的现实场景。在这里，现实就很魔幻。 这倒并不是基于肤浅恶俗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对浮躁和怪异的现象进行讥讽，他只是说明了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独有的特点：不同时代的观念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一个经商成功的京郊农民，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是把名字改掉）； 相互矛盾的现象彼此相邻；在看似没有任何变化的表面下事物却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很多事物似是而非，人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却仿佛这根本天经地义。 他不是为了谴责和嘲笑，他只是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个动荡和浮躁的变迁过程中，人们常常必须同时过两种以上不同的生活，正如他所言：“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于是整个社会展现出一种既快速前进，又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情景。 原因之一当然是变化太快，新事物在猛烈地推动和催迫着人们，因而出现了大量名实不符的脱节现象。在《野僵尸Buck Wild》中他就意识到“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个样子”，以至于他感觉“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总会有踏空的危险”。十年后在《野僵尸Buck Wild》中他对此感受更深：“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 而一切都快速变化又形成了新的挑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 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人们活得很有激情也很辛苦：“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确实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切都快速改变的结果，就是人们受一种强烈本能的驱使，不管怎样先干起来再说。虽然地图不断更新，但总是赶不上建设工程，“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这是一个重要隐喻：制度和规则常常滞后于发展中的新事物，而人们也似乎越来越不在乎各种社会规范。 于是，虽然公司聘用时任何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但现实中却公然存在，且时有发生。“打左灯，向右转”并不鲜见，而很多事都要打擦边球，其“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正因此，记录现代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多年来它那令人敬畏的摧枯拉朽速度已使许多事物和记忆化为尘土，一切瞬息万变，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 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好是坏——或许是既好又坏。一方面它催迫着人们在急速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