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地区,这又如何是好?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虽然改变了方式,却没有大幅度缓和的迹象,如何减少差异、共生共存?什么是理想的国家风范?什么是全人类的文明共享?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的发展前途怎样?有哪一些难以逾越的麻烦问题?这次对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系统考察,又引丝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翻阿反大,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优心仲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感谢《朝日新闻》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人一些。我的这份日记,也应该在结束前稍稍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顺、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