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六个月,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开始恢复工作。我们仍然住在昆明,沥川每周会有两天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笔译减少了,口译的任务却加重了,我亦频频出差。

结婚后,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我一向做不惯闲人,沥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选择。

那年七月,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一个建筑界的年会。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了一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我则因为公司接了一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我们于是整整相别了两个月。旅游团的任务刚一结束,我便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他吩咐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让我在家中等待四天,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其实他很想偷溜,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而且几位难得一见的合作伙伴听说他“出山”了,纷纷请他吃饭,他实在无法抽身。

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

飞机准点到达。为了避免等行李,我只带了一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电脑、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家里什么都有,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

过关顺利,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没看见他。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我有点记不得费恩的长相。

蓦然间,我却发现了一张中国